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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在社交媒体上刷到过何袜皮的“没药花园”公众号，读过她对于一些奇案的分析。但你或许不知道，她是一名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人类学博士。她对人性最幽深的部分，有着强烈的好奇心。
在更早前，何袜皮写过一篇关于“阴谋论”的论文。为什么一些毫无根据的安全威胁，会被人们信以为真并广泛传播？
何袜皮发现，安全问题是很多中产阶层的关切，她好奇这份关切是来自真实的威胁，还是其他的因素？在确定博士论文方向的时候，何袜皮将目光放在了中国小区的保安群体身上。
从2010年至今，随着中国“天眼工程”的覆盖，犯罪率达到高点后已经逐步下降，人们普遍觉得“治安变好了”，与此同时，保安却越来越多了。截至2021年7月，国内有保安服务公司1.3万余家，保安640万余名，均创历史新高。2022年，国内保安服务行业人员数量达到644万。
2017年，人类学学者何袜皮在上海大型小区大地（匿名）做了9个月的田野调查，随着调查逐渐深入，何袜皮逐渐发现了中国社会框架下，保安这个职业是如何被塑造的。
上世纪90年代，经过棚户区改造后，位于上海市区内的大地小区拔地而起，一万多户家庭陆续住了进来，高峰时居民人数超过6万人。
日后，曾经是棚户区的大地小区有着超大的规模和多元的居住人群，被人们贴上“魔幻”的标签。这里有点像段义孚笔下的“丛林”。
2017年，何袜皮将大地小区作为田野的地点，在这里她可以接触到足够多的保安，同时也可以观察保安如何保卫小区的安全。
刚到大地小区没两天，何袜皮就见识了保安队长带着两个值班保安“执行任务”的现场。但这个现场与保卫安全无关，保安们被物业叫去吃力地搬动小区里设置为路障的三个大石墩。而在接下来几个月的观察里，何袜皮发现，保安几乎都在忙碌类似的事情，包括参与管理小区的体力劳动、应付各种琐碎的杂活。
在大地小区期间，何袜皮总体感觉平静而安全。这个以混乱出名的小区，在十几年间发生的恶性案件其实很罕见，要说最常见的违法犯罪行为，其实是自行车和电瓶车失窃。随着2017年物业在大地小区东区为自行车库安装了带门禁的大门后，电瓶车失窃的数量也大大减少了。
后来，在一次午饭时间，何袜皮终于听到保安们聊起一起小区内发生的杀人案。那是2016秋天，当时保安刘勇听到凶杀消息后便马上赶到，看到一个浑身是血的男子躺在地上，而另一名显然是凶手的黑衣男子仍在现场。
但人们想象中保安与歹徒搏斗的场景并没有发生。刘勇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是看着凶手逃离了现场。
聊天中，保安们表示，他们没有接受过任何与歹徒搏斗的技能训练，身上也不允许携带任何武器，不可能参与制服歹徒，唯一能做的事情是报警和叫救护车，有些保安甚至表示遇到这种情况会直接跑掉——这也是保安公司对他们的要求，相比起抓住歹徒，保安公司希望他们能“保住自己的小命”，以避免让保安公司支付保安的伤亡赔偿。
既然这是一群几乎没有武力值可言的保安，那业主如何能相信他们真的能保卫小区？或许其本质原因是，这个小区，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危险”。
当何袜皮访谈了十几位业主，询问他们最在意小区管理的哪些问题，结果是，群租、设施老旧、缺乏维护、停车位不足，安全问题并不是业主最担忧的问题。
她认为，业主之所以如此需要保安来守住大门，一来是为了保证小区内资源的独享，比如草坪、游乐场、停车位等；二来是维护小区内部的同质性和纯净性，即保证小区内居民属于同样的社会经济阶层。这两者都有利于房价，而房子往往是一线城市居民最大的投资。
经过长期观察，何袜皮也发现，在保安招聘中，工作经验、教育背景、性格，甚至是犯罪记录在招聘流程中都很少被关注到，年龄和身高是首先被考虑的因素。
25岁的保安小亮身高一米七，身材匀称，虽然缺乏自信和沟通能力，但他还是凭借身高和年龄当上了保安班长。当时大地小区的保安队长阿德在招聘时也更看重保安的年龄和身材，他坦言：个子高、长得帅、年纪轻的保安，业主看了会很高兴，物业自然也开心。
何袜皮指出，渴望一群高大年轻帅气的保安来把守大门，实际上属于中产的炫耀性消费。一方面，在一个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年轻的保安是稀缺的。
何袜皮面对的保安群体，主要构成是一群沉默的中老年男性，他们普遍来自中国内陆省份的农村，往往不擅长表达自己，另外他们也觉得自己的工作没什么好说的。
相比起人们对保安“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印象，何袜皮的观察却不太一样。保安的工作虽然乏味，却往往令人筋疲力尽。
他们的一天，始于天还没亮。从集体宿舍起床后，他们需要错开时间分批洗漱，随后在早上6:30抵达地下车库集合。
之后，他们需要在各自负责的区域巡逻，检查违规停车、处理机动任务，比如将共享单车搬出小区、报告损坏、时而帮业主处理各种问题。
保安室的电话，一天响个没完，传达着业主的需求，比如清理建筑垃圾、有居民抱怨车库有水坑、有居民抱怨邻居太吵、有居民希望保安救助被困住的猫……
保安工作实行两班倒，每天工作时长长达12~13个小时，一年工作365天，月薪4200元，没有周末或者假期，无论他们以任何事由请假，都会被扣除当天的工资。
保安工作虽然谈不上太大压力，但漫长的工作时间往往消耗他们大量的精力，以至于下班了他们也没有时间、闲钱和精神去娱乐，多半是躺在床上玩玩手机打发睡觉前短暂的时光。
何袜皮说，很多保安认为，这份工作对他们的消耗，是一种能动性（agency）的丧失。由于他们只能被动等待任务，做的又大多是不用动脑的杂活，时间长了，很多人便无法适应其他工作。
在田野期间，何袜皮遇见了六十多名保安，并对其中二十多位保安进行了访谈。年轻的保安很少，大部分都是中老年人。保安这份工作门槛低、不看背景、提供住宿，因此成了许多人的临时出路之一。
大地小区的业主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种是上海本地人，他们可能没有高薪工作，但是在房价飙升之前就拥有了房产，积累了财富；第二种是其他省份的富人，比如周边的温州人，在限购政策出台之前就拥有了房产；第三种则是有着体面工作并且扎根上海的精英。
自从20世纪末住房改革之后，不同经济地位的人根据收入购买相应价格的商品房，各个小区里住进了相似经济条件的家庭，导致“阶层空间化归类”。这也导致生活在高档小区的业主长期担心自己的家园会成为财产犯罪的目标。
群租房的出现不是偶然，一方面由于租金上涨，许多打工人不再能负担小区一个单间的房租，只能住进被分割得更小、价格更低的房子。
另一方面，在过去二十多年来，城中村陆续被拆除，城市更新过程中过渡的空间并不多。因此也造成了某种困境。
甚至负责敲群租房这种体力活的保安，也可能是群租客。何袜皮认识的一名保安便和妻子租住在群租房里，他的妻子当时一个月工资只有2250元，为了住在一起，这名保安搬出保安宿舍，价格稍低的群租房是他们不得已的选择。
2018年，大地群租房的价格，每个单间在1000元到4000元不等，住着不同经济能力的人们。何袜皮观察到其实住在群租房里的低收入外来打工者并不像业主想象的那么多。条件稍好一点的群租房里，租客大多是一些刚进入白领工作的外地年轻人或者在上海找实习的学生之类。
实际上，何袜皮自己也曾住在大地小区的群租房里，当时大地小区的一居室房租通常都要6800元左右，远远超出她的预算。最终，她以3600元的价格租到了群租房里一个带卫生间的单间，这个原本为两室一厅的房子被隔成了四个卧室。
随着租金不断上涨，许多服务业从业者，像是保安、快递、家政、外卖员等，要么离开这座城市、要么住进条件差但价格较低的群租房、要么住进非正式雇主为他们提供的免费集体宿舍。
何袜皮去过大地小区保安的宿舍，那是四十个人住在一起的大通间，只有一个卫生间和厨房，因此，公共空间的卫生很糟糕，而且对于夜班保安来说，这样的环境也很难在白天睡一个好觉。
有一次，何袜皮跟着突击队进入一个被举报的单元，那是一个两居室的毛坯房，里面没有任何隔断，地板上铺着十几套被褥，有两套甚至铺在了没有封闭的阳台地面上，而这个空间实际上就是物业保洁的“宿舍”，处在群租问题的灰色地带。
对于此，居委会和物业等都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按照严格规定替保洁租房，保洁公司和物业的成本将大大提高，而如果不提供宿舍，也难以以低廉的工资招到劳动力。
问题是，当城市里可供外来打工人员居住的空间越来越少，城市居民所需的大量服务从业者又将何去何从？
敲群租房的时候，何袜皮最深的感受，是那些群租房里的租客在面临暴力破坏时的麻木。她说，每次上门都是居委会、街道和物业的代表带着几名保安，浩浩荡荡声势很大，却没有一个租客探出头来看一眼。
她记得有一个五六平方米的房间里放着一张小床，住着两个男生，由于房间没有空调，他们只穿着短裤，上半身赤裸着，当门板被拆的时候，他们仍躺在床上看手机，直到有人拿着大剪子刀要上去剪掉他们身下的床垫，他们才突然从床上跳起来，沉默地站在房间角落，漠然地看着。
而其他房间里的租客，也没有人出来看一下，人们不好奇，也不试图抱怨或者提问。
何袜皮猜想，也许他们已经经历过很多次，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在整治群租房期间，小区里拉着打击群租的横幅，写着群租对中产业主福祉和安全的威胁，二房东也会教他们如何小心躲避业主的窥探。沉浸在这样的氛围中，群租客内心也有某种自卑感。
一位曾经因为履行保安职责、被业主的儿子摔伤的保安对何袜皮表示，自己事后并不打算要求赔偿，因为“没什么大不了的”，而一些曾经在执行任务时被业主羞辱或威胁的保安，在事后往往也会选择淡化自己的感受。
相比之下，中产却更乐于袒露自己的担忧，业主们不断要求加强门禁，担忧住进来的人来路不明，甚至也怀疑这些外来的保安。
如何让人们免于担忧，最根本的解法，也许不是加强门禁，而是改善这些流动人口的处境。
关于住房空间问题，其实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在美国读博期间，她也观察到像旧金山硅谷，高薪从业者的聚集使得房租跟着涨，许多服务行业从业者的薪资也有所提升，所以普遍在外面餐厅吃饭的餐费、小费都涨价。而像在纽约、伦敦这样的地方，服务行业等底层劳动者，普遍以合租形式居住或者住在城区里相对便宜的区域（类似城中村）。
这些年，何袜皮观察到，上海已经开始出台政策，规定新出让宅地的开发商配建5%以上的公租房（公共租赁住房），建成后移交政府或运营机构，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租给符合条件的申请者，也就是说，在小区内也有一些更便宜的房子提供给外来劳动者。
她认为，“群租”也许可以重新得到定义，并允许一些例外。由于小区业主通常都反对群租，那政府是否可以盘活一些闲置的园区、商办资产或者建设一些社区，专门作为宿舍和群租房，便宜地出租给务工人员，这样既不会侵犯小区业主的利益，又可以大量提供给有需求者。
2022年左右，上海市政府还在公租房基础上，出台了《上海市保障性租赁住房租赁管理办法（试行）》，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何袜皮留意到有些区提出了比如 “一张床、一间房、一套房”的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一张床有点像宿舍形式，床位月租金在几百一千元，就是面向城市一线务工人员。
近期政府也在重申强调要给外卖员、保安、保洁等工作人员交社保，只有各个层面的政策结合，才能系统地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和幸福度。何袜皮说，当人们感觉周围每个人都很幸福、安全，那内心的恐惧也会得以缓解。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