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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一座年产30万吨的小型煤矿，年利润轻松突破1.5亿元，日均净收入超过40万元。动力煤价格一度冲破每吨千元大关，煤价起初每日变动，后来甚至按小时波动，人称“黑金时代”。
那一年，47岁的陕西煤老板高乃则双喜临门，整日高声唱着信天游，喜形于色。
高乃则名下拥有8座煤矿，年产量超过2000万吨，个人身家高达40亿元，堪称“陕西首富”。
更引人注目的是，他的身份也悄然转变，一跃成为县级干部——陕西府谷县组织部发布公示，决定聘任高乃则等四人为“不脱产”县长助理。
陕西不少煤老板喜欢组团去外地旅游，有一次一行人购物太多，耽误了航班，索性在当地买了几辆奔驰商务车，直接开回陕西，当作临时货车用。
有了钱，煤老板们也热衷买房，交易不论“套”、只论“栋”，且清一色现金结算。
SOHO中国的潘石屹，籍贯甘肃天水，常与陕西煤老板互称“老乡”，张口便是“咱都是西北人”。这一招颇为见效，SOHO中国后来透露：“近两年陕西客户购买的SOHO项目金额，已占公司总销售额的40%。”
影视圈也乐开了花。煤老板投资影视时十分“谦虚”，常说：钱不是问题，艺术咱不懂，剧情、拍摄一概不插手——唯一的要求，就是让身边跟着的姑娘当上女主角。
高乃则倒没那么夸张，只是去西安开会时，照例坐着他的奔驰S600L，后面还跟了一辆奔驰豪华房车。
就连脚上那双皮鞋，也被他穿得像“革命文物”，破旧不堪。妻子曾看不下去，给他买了双价格不菲的新鞋，他却嫌硌脚，转身就丢给了身边的保安，自己继续踩着那双旧鞋，觉得舒服。
出差在外，只要不是陪同官员，他一律选择经济舱。别人问他为啥不坐头等舱，他总说：“坐哪不都一样？省下的钱，还能做点好事。”
先后获得 “感动陕西——2005年度十大杰出人物”“第三届中国消除贫困奖特别贡献奖”“中国扶贫开发典型人物”等荣誉称号。
从卖豆腐起家，没啥文化，却始终有贵人相助，最终一跃成为“陕西首富”，这个陕西富豪的背后到底有怎样的故事？
1961年10月，高乃则出生于陕西榆林府谷县武家庄乡高庄则村，家中还有一个弟弟。
村庄北面是茫茫荒漠，南面是绵延不绝的黄土高坡。沟壑纵横，将本就贫瘠的土地切割得支离破碎，又勉强相连。
村里人唯一的娱乐，是唱信天游。那曲调百转千回，歌词里总离不开女人——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许多人娶不起媳妇，只能把说不出口的苦闷与渴望，都揉进歌声里。
他的家庭背景，从他的名字中也可窥见一斑。“乃则”在陕北方言中音近“”，稍有点文化的家庭，大抵不会这样随意取名。
小时候，高乃则没少因这个“谐音梗”被同龄人取笑。加上他总是一副呆呆愣愣的模样，读到小学二年级，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利索，便辍了学。以至于往后一生，他写“高乃则”三个字，总会不自觉地写成“高刀则”。后来有人戏称他“高刀子”，他也乐呵呵地应下。
母亲见他在家无所事事，心里发愁，便托人给他找了个师傅，让他去学门手艺。可没过多久，师傅客客气气地把他送了回来——嫌他太笨，教不会。
高乃则倒不沮丧，反而挺高兴。回村后，他被安排去放羊，每天无拘无束地躺在山梁上，能睡上一整天。
1985年，高乃则的弟弟结婚了，他却连个对象都没有。村里人都觉得他“傻头傻脑”，没人愿意把女儿嫁给他。
为了谋生，他开始拼命找活干：背石头、打砖坯，还曾跟着表哥远走内蒙古贩卖牛羊……只想多挣几个钱，活出个人样来。
在內蒙古杭锦旗贩牛时，借宿的主人眼馋他们手里的牛，说了几句可怜话，高乃则二话不说，送给那位素不相识的人家一头小牛。
小牛犊虽说没成年牛值钱，可也是笔不小的投资，高乃则回家途中没少挨表哥的骂。
20岁不到的弟弟结婚了，24岁的哥哥还在打光棍，这无论在哪，都是件令人难堪的事。
偏偏傻人有傻福，隔壁村一个党姓老人看中了高乃则的踏实、孝顺，做主将未出嫁的女儿党侯美嫁给了他。
党侯美比高乃则大5岁，精明能干，做事极有主见。高乃则也乐得有人替他处处打点，家中大小事务，几乎不用他操心。
党侯美虽性格泼辣，照顾家人却尽心尽力。自她进门，高乃则的日子才算有了样子：饿了有热饭，衣服破了有人补，卧病在床的母亲也多了一个人悉心照料。
可惜母亲没能享几年福，年仅47岁便不幸病逝。高乃则悲痛欲绝，整日魂不守舍，泪水涟涟。党侯美不忍看他消沉，便劝他搬去府谷县城，寻个生计重新开始。
那时县城市场日渐繁荣，有头脑的人已率先富了起来。高乃则起初不知做什么好，还是党侯美拿出祖传的做豆腐手艺，两口子在县城支起一个豆腐摊。
春去秋来，高乃则靠着实诚，慢慢在县城站稳了脚跟。卖豆腐虽是小本生意，却并非没有前途——晋商王实正是从走街串巷卖豆腐起家，最终在平遥建起了赫赫有名的王家大院。
高乃则做的豆腐水嫩瓷实、入口即化，更难得的是他做生意厚道，足斤足两，童叟无欺，有时还愿多送几两，引得人人称赞。
1988年，神朔铁路（陕西神木至山西朔州）开工建设，黄土坡上旌旗招展，工地热火朝天。而此时，27岁的高乃则仍在县城卖豆腐。
他的摊子上也卖豆腐脑，洁白的嫩豆腐盛在海碗中，撒上葱花、酱油、香醋，再浇一勺滚烫的油泼辣子，红白相映，香浓扑鼻，叫人吃了难忘。
常来光顾的客人中，有一位神朔铁路标段的包工头，承包了一段土石工程想转包。他觉得高乃则为人厚道，便有意点拨他。
高乃则虽憨厚，赚钱的机会却不含糊。听说工程利润可观，他毫不犹豫转行承包起土石方工程。起初他还和工人一起扛石头，拼尽全力。
可酷暑难耐，一天劳累下来，晚上趴在炕上疼得直哼哼，惹得妻子一阵埋怨。高乃则也琢磨：再这么干下去，钱没赚到，人先累垮了。于是在妻子建议下，他掏出全部积蓄，和朋友合买了一台推土机。
干了一段时间，新工程接踵而至，一台推土机已不够用。他又跑过黄河，到对岸的山西保德县租了三台推土机，扩大了自己的业务规模。
最令人称赞的是，工程结束时，原本约定一台推土机每月租金1000元，他却多付了100元。
肯多付钱，高乃则自然是赚到了钱。工期结束后，他前后挣了30多万，彻底不用卖豆腐了。
对普通人尚且如此，对那些给自己工程的包工头，高乃则更是不计较分多分少，肯给自己业务的都当爷伺候。
厚道确实是高乃则的底色，他因为做人宽厚吃过不少亏，但也因厚道才将之前吃的亏全都赚了回来。
90年代初，高乃则靠着承包神朔铁路多个标段的土石方工程，已经赚了几十万。他能一路顺利，靠的就是厚道的口碑和憨直的性格。
闲下来时，他常请铁路标段的施工和监理人员去城里喝酒。他心里清楚，这些人是“领导”，得想办法伺候好。
酒酣耳热之际，高乃则便扯起他那破锣嗓子，给大伙儿唱上一段信天游。虽说五音不全，但胜在情真意切，质朴动人。
有位“领导”觉得他为人实在，好心提醒：“铁路修好了，你娃以后打算干啥咧？”
对方嘿嘿一笑，点破天机：“修铁路为啥？就是为了拉咱府谷的煤！你不如自己弄个煤矿，保准发大财。”
高乃则不仅和包工头处得好，跟政府官员的关系也更近一层——这背后，自然离不开他那位远比他懂人情世故的妻子。
那段时间，全国煤炭行业低迷，各地都巴不得把停工停产的煤矿低价脱手。在山西，卖煤甚至被视为落魄行当，一吨煤的利润还不到50元，买不了一瓶当地产的杏花村酒。不少村镇煤矿，只需给村长送条好烟，就能拿下承包权。无数煤老板因发不出工资、付不起承包款，只得远走他乡躲债，连过年都不敢回家。
正因如此，高乃则在这时买煤矿的举动，在旁人眼里无异于又“犯傻”，引来不少嘲笑。就连一向支持他的妻子，这次也无法理解，两人为此没少争吵。
高乃则那时也有些小心思，悄悄找算命先生，想问问自己的“盘算”到底对不对。
有意思的是，即便煤炭市场再怎么低迷，高乃则还是咬牙不断地买煤矿，并在1998年成立了陕西兴茂侏罗纪煤业镁电（集团）有限公司。
小学文化的高乃则为何能未卜先知，在别人迫不及待脱手煤矿时反而不断买煤矿，其中故事没人知道。
2002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第二年，全国二十多个省市相继出现冬季“电荒”。彼时中国GDP正以两位数增速狂飙突进，各类经济指标持续冲高，却被这场突如其来的电力短缺绊了一个踉跄。
随之，国家取消电煤指导价，煤炭价格应声暴涨，自此披上“黑金”之名。高乃则的命运齿轮，也在此刻开始飞转。无数煤老板提着塞满现金的蛇皮袋，日夜守候，只求一煤。
到2003年，全国性电荒再度爆发。不少电厂再也撑不下去，纷纷派人提着整箱现金，直接驻守在各煤矿坑口。只要有煤出井，瞬间便被一抢而空。发展到后来，连高乃则自己都感到心惊——来买煤的人连煤质都不验，直接把几十万、几百万现金倒在他办公室地上。
购煤者争相预付定金，甚至为“煤该先卖给谁”吵得面红耳赤，生怕高乃则先收了别人的钱。也正是在这样的狂热中，高乃则曾以不到400万元买下的一处煤矿经营权，仅在一年后，净利润就突破了1亿元。
中国入世推动大宗商品价格全线起步，也加剧了煤电行业的价格飙升。无数运煤货车拥堵在吕梁地区的山路上，一堵便是数日。荒诞却又真实的是，有些煤老板反而“因堵得福”——车上煤炭尚未卸货，价格已在堵车期间翻了一番。
“黑金”席卷之下，巨大的财富落差在陕西各地不断撕开社会裂痕。村民与煤老板因利益纠纷冲突频发，矛盾日益尖锐。
虽说每年真金白银砸数亿元给村民造别墅，买上千万的核磁共振仪捐给当地医院，陆续捐助各类慈善事业达数亿，但依然无法帮助他处理好旗下煤矿的各类民间纠纷。
高乃则很清楚，自己今日的辉煌是煤矿带来的。想做得更大，赚更多钱，就得拿下更多煤矿，继续赚大钱。
这些年，高乃则早已有意识地结交当地政界人士。在多次煤矿股权纠纷中，他屡屡成为被告，却无一败诉，反而借机吞并了不少股权——这背后，自然离不开其人脉网络的运作。
但他并不满足于此，而是希望寻得一座更大的“靠山”。他将目标锁定在了新上任的榆林市委书记兼代市长胡志强身上。
胡志强是典型的“官二代”，其父胡富国曾任山西省委书记，在当地有“清官”之誉。胡志强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国家工商管理局、神华集团等单位任职，期间还曾赴山东牟平挂职副县长。2001年，他调任陕西咸阳，开启长达十七年的陕西仕途。
2008年，胡志强调任榆林，高乃则迅速通过关系搭上线万元作为“见面礼”，更在后续交往中处处迎合、竭力讨好。
表面粗犷的高乃则，实则心细如发，总能提前揣摩领导意图，将胡志强伺候得妥帖周到，其间更是不惜重金。胡志强对他的“恭顺”颇为受用，认为此人颇为“懂事”。
投桃报李，上任不久，高乃则便被列入县级干部序列，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一个小学都没读完的煤老板竟摇身一变成为县干部，难免引发舆论质疑，有人戏称他是“黑顶官员”。
由于影响恶劣，不到一年，府谷县便免去了高乃则等四人的“县长助理”职务。高乃则虽心有不甘，却懂得低调收敛，继续为胡志强鞍前马后效力。
胡志强也投桃报李，协助高乃则旗下煤矿提升产能500万吨，大幅扩张其产业规模。
2011年，原榆林市政府驻京办主任辛耀峰通过向胡志强行贿，如愿出任府谷县县长，由此也与高乃则产生了交集。
作为胡志强面前的“红人”，高乃则在辛耀峰眼中自然不容怠慢，处处予以关照。
2012年，煤炭行业再迎拐点，煤价跌至每吨200元。形势急转直下，煤企不得不主动上门，向电厂推销电煤。
与此同时，国家开始清理小煤窑，年产30万吨以下的煤矿全部关停，陕西煤企从近2000家锐减至一百余家。曾号称“一砖头砸中一个千万富翁”的神木县，繁华街面早已人去楼空，冷清不堪。
煤老板们失去了往日的张扬，揣着积攒的巨额现金四散离去，陕西煤炭的“黄金时代”正式落下帷幕。
高乃则的日子同样不好过。庞大的煤炭产业摊子，让他面临严峻的压力。他没有犹豫，直接向县长辛耀峰开口求助。
2014年8月，辛耀峰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提议向高乃则旗下的陕西兴茂侏罗纪煤业镁电集团借款6亿元。
与会官员面露难色。当时府谷县财政收入每年不足4亿元，月收入仅7000万元，而每月财政支出却高达1.5亿元，早已资不抵债。财政局长向辛耀峰诉苦，却被他以“不借就换人”强硬回绝。
这笔钱原本约定一年后偿还，然而到期后，高乃则并未如约还款，县政府也未按协议处置其抵押资产。
同一时期，高乃则因与陕西前首富李黑记之间一笔1.66亿元的借款合同纠纷对簿公堂，却依旧未受实质影响。
拍板人辛耀峰并未因此事受到追责，反而调任榆林市佳县，升任县委书记。沉重的债务，最终落回府谷县政府肩上——他们不得不动用本已紧张的财政资金，艰难偿还那笔本不该承担的借款。
府谷县很快陷入财政亏空。公务人员与事业单位职工工资被长期拖欠，大量民政救助款项无法支付，民生保障几近停滞。
2017年4月，胡志强被悄然调离榆林，转任陕西省卫计委党组书记；同年9月，辛耀峰被查落马。一年后，胡志强也因涉及更严重的违纪违法问题被正式调查。
胡志强落马后，高乃则一度被带走配合审查。然而不久，他竟再度现身，重新主持企业运营。此举引发外界诸多猜测，不少人认为他“上面确实有人”，能量不容小觑。
此时，大宗商品价格再度走高，煤炭行业重迎春天。只是，这一轮浪潮中的主角，早已换了一代人。
随着胡志强案审理推进，“围猎”官员的定性成为关键，而行贿金额最高的高乃则，也彻底沦为直接涉案人，再无脱罪可能。
不久，他旗下的府谷煤业集团传出挂牌转让25亿元股权的消息。尽管当时煤炭市场行情正炽，这一异常举动仍暴露了他处境已极其艰难。
2021年12月2日，府谷县公安局发布通报，正式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高乃则立案侦查。
张裕是鄂尔多斯远近闻名的红色收藏家，他在近40年的收藏生涯中，收藏了4万多件红色收藏珍品和农耕文化藏品，可以布展一万多平米的六个主题展厅。
根据张裕近年展出情况来看，如果在二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集中布展，每年参观人数至少在10万左右，那么收入即可达到千万元以上。只是张裕目前，急需寻找合作伙伴，并且也有整体转让所有藏品的意向。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