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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伟 1972年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200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理工大学通信工程学院通信与信息系统专业，获硕士学位。后工作于的通信部队，曾于1999年通信专业大比武中，获“100W以上电台检修组第一名”，并立三等功一次。
2006年从部队转业到燕山大学工作，在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电子与通信工程系任实验师。其与他人合作研制的IPSTAR宽带通信卫星便携式终端设备在汶川地震救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8年5月12日，燕山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电子与通信工程系青年教师郭伟正坐在秦皇岛开往北京的火车上，作为燕山大学与北京合作单位进行科研项目的负责人之一，这样的出差对他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然而这次却并没有像郭伟原以为的那样“平淡”，因为就在这次火车上，他得知了我国四川地区遭受特大地震的消息。在那之后的一个月时间里，他的生活便与千里之外的灾区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地震的消息是朋友首先告诉我的，因为他们原以为是北，特意提醒我一下。”在最终确认震区在四川后，郭伟意识到“可能会有自己的事情”。
郭伟当时正与中国卫星通信公司的一家子公司合作研制IPSTAR宽带通信卫星便携式终端设备，作为新一代的宽带通信卫星系统，这一设备具备带宽能力强、端站设备体积小、携带方便等特点。能在震后地面通信线路全面瘫痪的情况下，迅速建立起灾区与外界的可靠通信联系，将对及时指挥调度救援力量和稳定灾民情绪起到重要作用。
在得知地震灾区很多地方已经和外界失去联系后，郭伟的合作单位连夜组织人员和设备赶赴灾区，当时已经赶到北京的郭伟也在第一时间向领导表达了和救援队同赴灾区的意向，但领导并没有同意。
“领导一方面考虑我的安全问题，另一方面也希望有一个更有经验的人员作为第一批队员。所以就没同意我过去，其实还是挺遗憾的。”郭伟说。
尽管没有能第一时间赶赴灾区，但郭伟还是主动留在了北京。因为第一批人员走得比较急，一大批物资没有马上带过去，所以还需要陆续组织仪器设备运往灾区。于是郭伟一边完成将要运往灾区的后续设备的调试、装箱、发运等工作，一边对地震灾区的技术人员提供随时的技术支持和设备保障。
虽然没有亲自去往灾区，但灾区传来的消息还是让郭伟感到振奋。他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研制的的两套通信设备在第一时间随部队进入了处于震中的汶川映秀镇，为灾区恢复与外界的通信联系发挥了重要作用。震后的首路音视频信号直接传至了四川省公安厅的救灾指挥部，为指挥部实时了解灾区灾情、争取宝贵的救灾时间提供了巨大帮助。他们还利用这些设备在映秀镇设立了一个无偿通信点，首次开通了震中灾区的卫星宽带互联网接入及IP语音电话服务。“应该说，第一批设备算是首战告捷，作为设备的负责人之一，其中的幸福是别人体会不到的。”郭伟说。
几天后，当合作单位选配第二批救灾人员时，郭伟再次表达了自己的意愿，这一次，领导终于答应了他。
5月23日，郭伟随合作单位的第二批救灾人员到达了四川。他此行的主要任务是做通信设备的技术支持工作，在四川的那段时间里，他的工作地点更多的是在成都市。
在地震之前，郭伟也曾多次来到过成都，然而这次成都之行给他的感觉跟以前是截然不同的。“那时地震刚刚过去，可能还是基于心理上的紧张，一下飞机，看到成都到处都贴满了标语，还是感到一种压抑。”
尽管相比于汶川、绵阳等重灾区，成都的余震风险要小得多，但在当时并不明朗的环境下，郭伟在成都的工作显然冒了很大的风险。然而他对此却显得很平淡。
“其实当时也没有想很多，只是觉得自己做这件事，能够给灾区提供点儿帮助，那就应该过去。”郭伟说。
在成都，郭伟需要处理各种部门之间，关于设备使用、维修的协调组织工作，“那段时间感觉就是事情很多、很杂，没有时间”。他需要面对各个部门不同的要求，而且大部分任务又都是属于临时性的，需要时刻等待命令、随时开展工作。“那时我们就是一边等消息，一边等命令，一边等地震。”郭伟笑着说。
5月底，郭伟遇到了他来到四川后最大的一次余震，震级为6.4级。“一开始只是觉得是风响，直到同事跑过来说，才知道是地震了。”郭伟说，尽管地震来得很快，甚至有些来不及反应，但事后还是觉得一阵阵地后怕。“等你意识到当时是整座楼在晃来晃去的时候，的确是感到害怕。”
尽管虚惊一场，但郭伟的工作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一来我们的楼还比较结实，二来我们也知道大震之后必有大的余震，也有一些心理准备。这些都不能影响我们的动作。”
尽管时刻与余震的危险相伴，但在灾区的工作给郭伟带来的并不单单只有紧张和担忧，每当看到同伴们在不同的通信点拍摄的灾区群众排着长队、流着眼泪用他们带去的卫星设备与亲人打电话的照片时，郭伟坦言，他都会沉浸在一种自豪感和使命感之中。“看到自己的努力有所成绩，那种感觉很好。”
在采访中，谈到自己在震区的经历，郭伟的话语中总是透露出一种平淡，然而只有一件事，让他显得有些激动，那便是唐家山排险。
5月30日傍晚，随着水位不断上涨而成为世界瞩目焦点的唐家山堰塞湖的排危抢险工作进入了关键时刻，“悬湖”一旦溃决，成都平原将不堪设想。也就在这个时刻，四川省唐家山堰塞湖抢险指挥部向有关参加排危抢险的科研单位发出指令：务必在6月1日12时前完成唐家山堰塞湖监控系统卫星传输通道的建设工作，以确保将对堰塞湖的实时监控视频的顺畅传输。
作为救灾前线对整个卫星系统和设备技术情况最熟悉的人，郭伟被指定为技术负责人，带领合作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承担了在43个小时内安装完卫星终端站和视频监控的艰巨任务。
“那次主要是时间十分紧迫，我们最终接到确切通知是在晚上9点多，而且需要安装设备的地区都必须一次性安装成功，因为我们没有第二次机会。一旦设备出现问题，就前功尽弃了，我们必须连夜检测设备进行安装。”郭伟说。
5月31日清晨，郭伟和其他工作人员赶到绵阳，按照预定的方案，一到安装设备地点，郭伟立即安排8个人分4个突击安装小组前往堰塞湖坝顶及下游几处安装点。临行前，郭伟对每个小组所携带的设备、工具、安装软件、耗材一一进行了检查，并对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及处置的关键环节都交待得清清楚楚。
最让郭伟担心的是在堰塞湖坝体执行任务的两位工程人员，“当他们出发的时候，连坝上参加抢险的武警战士都已经开始撤离了。而当他们到达坝体后，排危抢险指挥部又调整了安装计划，安装卫星端站的数量由2个变成了3个，安装位置也由原定的全部在坝上，变成了坝上及周围山体上都要安装。这无疑大大增加了安装的工作量和难度。”然而更令郭伟担心的是，由于在这两位工作人员完成任务后的当天部队已没有从堰塞湖返回的直升机，他们不得不在坝体上过夜。
那一夜，是郭伟有生以来最难熬的一个夜晚，“我只能一边不断地与坝上的人员通话，稳定他们的情绪，一边与有关部门联系，协调安排他们返回的直升机”。然而当坝上的发电柴油机停了，全部的通信联络手段都没有了，郭伟所能做的只能是等待。直到第二天清晨，一夜未眠的郭伟终于得到伙伴安全撤离的消息，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从5月30日清晨到6月1日清晨，郭伟差不多2天2夜没休息了。
6月14日，在经历了在四川终生难忘的一段经历后，郭伟乘飞机返回了北京，回想起在震区的那段时光，现在的郭伟显得更加平静。“能为灾区人民做一些自己的工作，即使冒一些风险，也无怨无悔。”
